郑麟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稻乡出版社1999年；

马世骏《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65年；

罗彤华《汉代的流民问题》，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

靳祖训编《中国古代粮食贮藏的设施与技术》，农业出版社1984年；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三联出版社1992年；

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

阿马蒂来+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

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王文涛《汉代的疾病及其流行的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3分册，1995年9月。

收到书有一些时候了，直至昨天才写就回函，实为抱歉。

昨天收到京城张兄惠寄之《干校六记》一册，《庄子》十册，均极新，似从未翻动过。实在是感激。此当再写它篇以记之。

堤柳知己水长津，世事通达道躬营。何逑它芳临希梦？伊痕毕聚度鹄鸣。（9月4日）

《忆去年访雷师》

四秋八夏一还湘，逢君故里寓欢言。天涯毗心仁义近，桃满院里乐源源。（9月9日）

《寓欢郎》

客属南野客属湘，游子万念俱难详。中秋明月迎鸿健，忧愁散却寓欢郎。（9月）

《赋南野中秋》

月圆秋爽落花生，欢聚一堂柚子盛，风情独种南野地，乐不返湘赣客人。（9月）

寒冬数十蕴梅香，烛火栖窗赋子兰。冠求锦程已尤度，片影南野嘉愿圆。（8月12日）

寒塘冷月有阳期，鹤影花魂寓此情。安逑吾生朵缘系，心诚无邪谅激行。（七月二十九日）

《念朵篇》

夏蝉唧唧扰朵眠，夜犬幽灵吓吾仙。三更梦里雄胆壮，点滴思念连心堂。相公不才孝尤半，会亲差礼责已缘（七月十六日）

《颂朵娘》

寒冰御暑防伏天，片言纸语献朵娘。梓园精耕情无尽，来去匆逑姻愿联。（七月三日）

《倚自强》

天上地下始同源，商场学界联非难。何须官权卫你我？齐心究愿倚自强。（六月二十一日）

《怯独囚》

舜水湘缘夜南留，风雨欢筹寓关鸠。朵郎惊扰欧公梦，心愧何休怯独囚。（六月十四日）

《致子篇》（《艺无止境》赠学子）

艺德双馨成术业，无量锦程冠来逑。止为致知何方越？境中你我竟相留。（六月四日）

一、

西观藏书楼位于福州大学图书馆内，校庆时揭牌，是我国首家西文图书馆。其创办人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先生与其夫人袁冰凌博士。选择富有象征性的“西观”作为藏书楼的名称，典出汉代著名的皇家藏书楼“东观”，同时也有“西方观景”之意。还表达了创办人的愿望：尽可能将藏书楼建成中国年青学者接触当今全球文化资源的前沿。
　　西观藏书楼重点收藏人文学科的书籍，特别重视收藏西方对远东和中国的研究资料，其宗旨是比较系统地收藏西文文史哲艺术类书籍，争取在十年内建成一个拥有十万种图书和重要学术刊物的西文图书馆。藏书楼的收藏包括印刷书籍(经典著作和艺术类书籍)及其他文献资料，如抄本、照片和视听档案。集施先生夫妇所藏西方各种语言的经典名著一万余册，与流失在海外的部分中国古珍本，兼容荷兰、美国、法国等政府暨对华友好人士捐资、捐赠之典籍。以西观藏书楼为基础，世界文明研究中心还为全校师生开设了世界文明史、世界美术史、福建历史、中英高级翻译等多门课程，并开展多项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项目，对我校多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首家西文经典图书馆
                  　　
                  　　“这是福州第一张毕加索的版画！”荷兰汉学施舟人先生来到他的西观藏书楼，亲手布置他和妻子用大半生心血筹建起来的藏书楼。这座中国首家西文经典图书馆经过2年多的筹建，日前开楼。

                  　　藏有不少孤本文献
                  　　采访施先生的过程十分顺利，因为这位69岁的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通晓8种语言，一口普通话非常地道。他的妻子袁冰凌博士是福建宁德人，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2001年9月随丈夫来到福州，被福州大学特聘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教授，他们还有一个不到3周岁的小女儿，中文名叫施心韵。心韵有一头漂亮的褐色卷发，出生4个月就来中国了。

                  　　西观藏书楼坐落于福州大学图书馆一侧，藏有1.5万册西方典籍和汉学著作，其中不乏16至18世纪西方经典理学、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孤本文献档案。如1670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BeschrijvingvanSina》一书，是西方人最早记载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典籍，全世界完整的存本仅有数册；出版于1870年的以福州话注音的汉英字典，以及出版于1886年的第一部以闽南话注音的荷汉辞典；还有大量有关福建、台湾地区的历史文化文献。这些书大部分是施先生夫妇的毕生收藏。袁冰凌博士笑着告诉记者，那本荷汉辞典就是她用1个月工资换来的。目前，还有1万册书籍在荷兰，等藏书楼完全装修好后再运来。

                  　　为建楼背负40万债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西观藏书楼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施先生夫妇的心血结晶。2001年9月，他们刚到福州时，西观藏书楼的所在是一座废弃的房屋，连天花板都会漏水。现在的藏书楼拥有阅览室、展览室和演讲厅，每间书库都有十分宽大的书桌和座椅，所有书籍和设备都可供福大校内外的借阅者免费使用。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藏书楼从设计到装修、布置和购书、管理，都是施先生夫妇亲力亲为。

                  　　虽有无数艰辛，但施先生说，建设西观藏书楼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用10年时间将西观藏书楼建成有10万册重要西文经典收藏的世界文明资源基地，并通过电子通讯网络，让全中国的学者都能使用这些资源。”“西观”作为藏书楼的名称，典出汉代著名的皇家藏书楼“东观”，同时也有“西方观景”的意思。

                  　　因“情有独钟”而落户福州大学
                  　　众所周知，福州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高等学校，文科相对是弱项。施先生告诉记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都曾向他发出邀请，他们也始终与中国社科院等单位有合作项目，但由于太太是福建人，他也就对福州“情有独钟”，选择了落户福州大学。

                  　　西观藏书楼的典籍全部自欧美海运而来。书已留在福州，施先生夫妇也没有再离开的念头。目前，他们都是福州大学特聘教授，在福州大学开有“世界文明史”、“世界美术史”、“福建历史”、“中英高级翻译”等课。每课限制150人选修，但来听课的总是大大“超标”，“门口、窗口和走道都挤满了学生”。

5日梅州：参观了叶剑英（1897年４月28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２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９岁）纪念馆；在燕南飞茶庄喝茶、游泳。

6日潮州：开元寺（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敕建，位于市中心，是粤东地区第一古刹，有“百万人家福地，三千世界丛林”之美誉 。其内有岭东佛学院。其内两棵巨大的，对称的菩提树极为醒目）烧香拜佛，瞻仰韩文公祠（韩愈的祠堂）（潮州的韩山就因韩愈而名，韩山师院就在祠堂边上）。

7日汕头，南澳岛（宋井http://www.didod.com/viewthread.php?tid=83316，我带了两瓶宋井水回来。宋井据记载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5月，因元兵进迫，时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大将张世忠等护宋少帝退经南澳，驻跸澳前村，并挖有供皇帝、大臣和将士兵马饮用的“龙井”、“虎井”、“马井”三口宋井。 三井原在山坡上，由于地壳变动逐渐沉入海滨沙中，近年来，海潮将沙冲走，水井即现，相继在1937、1969、1978、1981年露出过龙井或马井，每次持续半年左右。神奇的是，井与海水相隔不过咫尺之遥，却始终涌出甘甜的淡水，即使被沙淹没，仍可恢复。近年加修围栏保护的即是“马井”。）

8、9日厦门：南普陀寺（起源于唐开元年间，其内有闽南佛学院），鼓浪屿。

到了厦门，9日我自己安排了一下行程。在厦门大学及其旁边呆了一整天。先是约了老同学和师兄逛书店（晓风、光合）。在书店的收获并不大。只掏到五本，即《历史地理》（第十七辑），M*T*瓦罗《论农业》，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王永太《中国流民史》。下午约好了师兄，去听常建华的课。到3点时，一行四人（师兄，师姐，老同学，我）去了教室听课。常老师那天讲的是《清代闽台族正制》，一直讲到5点，中途没有休息一下。听下来，史料还是感觉比较丰富，论论也有理有据。听完课后，师姐回了住处，我们三人到了图书馆去掏书看。在那里面也发现不少好东东。如，平冈武夫《唐代的行政地理》，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王维屏《中国地名语源》，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名要览》（也称《读史方舆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最后，在这里面择了几种带回来读。看来假期的晚上是有点事情可以做了的。9日晚上借到书后，到南普陀购了十盒南普陀饼，后又去沃尔玛购了八盒鼓浪屿馅饼。10日用了早点后，返程。

黃寬重

一、前言
    今天向各位報告前段時間個人所關注的一個議題──「人文學在臺灣的發展」，以紀念宋史研究的奠基者鄧廣銘先生一百周年冥誕，並彌補我十六、十七號這兩天不能參加紀念會的缺憾。
    1984年，我在香港和鄧先生第一次見面，那是海峽兩岸宋史界老、中、青學者的第一次聚會。不過，當時由於環境因素，在會議之後並沒有往來。1989年十月，我藉赴四川釣魚城參加國際會議之便，先來到北京大學拜訪鄧先生。闊別五年，鄧先生相當高興。在他的刻意安排下，我曾做了一個報告，向北大師友介紹台灣一些史學界年輕朋友籌劃中的新工作──出版《新史學》雜誌。鄧先生聽了有很深的感觸，同時勸勉海峽兩岸人文學或宋史的學者，應該密切聯繫、合作，共同提昇人文學在兩岸的學術地位。
    從那次以後，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到大陸向前輩請教。我的研究專業性很強，一輩子有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在研究南宋史；但專業性強，相對地寬廣度就弱，因此每次有機會拜訪前輩學者，都虛心請教，廣聽建言。後來，我逐漸參與了一些行政事務，有中央研究院內的，也有一些院外的行政職務，從中體認到整個學術大環境中，不止作為一個專業人文學者的個人，視野有許多不足之處，人文學科本身，亦有許多需要發展與增強的空間。
    不過，學術是一個整體，人文學科發展的問題，不能由單一、個人能力來解決。臺灣的學術和社會環境，跟大陸有類似之處：執政者長期以來處於追趕先進國家的壓力，講求立竿見影的成效，不管是各種工程建設，乃至大學裏面的學術追求，都明顯向理工自然科學傾斜。表面上，大家都說人文學科很重要，實際上，人文學者在學界與社會上的發言權逐漸式微，人文學科很明顯地被邊緣化。
    三年前，我也在此地作了一個報告，談二十一世紀人文學面臨的一些挑戰。當時所談的是新世紀人文學科的問題，我提出了三個問題，與北大師友們切磋、請教：面對數位化時代，人文學科如何因應；當學術界高唱國際化時，人文學科碰到什麼樣的問題；在整個學術走向跨領域整合的情況下，人文學者又該如何回應。

二、從台灣的幾項人文學發展計畫談起
    回臺北以後，我生了場攸關生死的大病。在休養期間，朋友對我說：「你情況還好，能不能做些有助瞭解及提昇人文學的工作。」於是，在前年八月，我接受了一項任務，重回臺灣教育部顧問室擔任行政工作，著手規劃人文社會學的發展方向。過去身為一個足不出中央研究院大門、非常專業的學者，雖然因緣際會參與了一些院外工作，但多是提供意見或從事審查的諮詢性角色。作為旁觀者，對整體學術的大環境瞭解還是相當有限。這一年多以來，由於職務之故，必須去瞭解學科之間的關係，視野較廣，感觸較多。今日藉此機會到中國人文學龍頭的北大歷史系，跟各位老師、同學報告我這段時間的心得和想法，並表達對鄧廣銘教授提攜後輩，及關切人文學發展的感念之意。
    我曾在臺灣教育部顧問室擔任了十年的顧問，未曾涉足行政事務，但這次為便於工作推動，掛了個行政頭銜；也因此一職務，必須參與幾項與我本身專業不同的工作：
    第一，是設法增加人文社會學科的經費。在臺灣，教育部顧問室佔教育部經費的比例很少，年僅新臺幣十二億左右，其中人文社會學科佔的比例更少，只分配到八千萬新臺幣。現任部長極希望提高人文社會學科在顧問室經費中所占的比例，所以我的任務之一，便是設法去「搶」其他學科或領域的資源。
    第二，是設法透過計畫爭取經費，落實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規劃，通過層層審查，我們從今年開始執行四個人文學科的「中綱計畫」。所謂「中綱計畫」，是為期四年的計畫執行方案，經費從原來的八千萬增加到三億六千萬。這些經費當然很少，但顧問室所規劃的多屬實驗性、試探性、創新性的先導型研發工作；透過先導性的試驗，才能較確切掌握未來實施的具體效果，也才能在各級學校全面推動。因為需要跟其他學科共同競爭有限的資源分配，所以需要更深入瞭解不同學科的工作內容，與學科間的差異。
    第三，是檢視研究型大學推動人文社會學科的成效。從去年起，教育部推動「五年五百億計劃」，由政府每年提撥一百億，支持包括臺灣大學等十二所經審查選定的研究型大學及重點研究項目，希望能夠躋身亞洲頂尖或國際一流。臺大所得經費最多，一年三十二億，大約相當於七億五千萬人民幣。五年五百億是相當龐大的經費，核定時多由理工為主的學校或科系爭取到，本應以理工發展為主。然而，現任部長要求獲得「五年五百億計畫」支持的學校，必須同時兼顧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原則上希望這些學校，將十分之一的經費，用以支持人文社會學科。
    在去年十一、二月間，我與許多位專家共同考核這十二所學校第一年計畫執行狀況，針對這些學校的理工與人文發展作整體評估，我負責的是人文領域。由於訪視報告將成為未來調整學校經費的依據，各校都相當重視，但我們在考核中發現，各校對人文學科的經費支持不足，而人文學科本身也存在太多需要檢討、反省的問題。
    有鑑於此，行政院最近著手規劃一項人文社會學科的五年發展計畫，我也參與其中。這項工作，主要透過瞭解以往人文社會學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問題，設法增強其體質，使之正常發展。
    基於上述種種工作經驗，我認識到臺灣人文社會學科所遭遇的困境，亟思以後人文學科應該如何發展，才能改變這些狀況。今天所討論的「臺灣人文學發展」問題，可能與很多人預期中的想法有落差，但我願本著務實的態度，就實際工作中所觀察到的問題，和自己的想法，向各位報告。

三、人文學科弱勢的外在環境
    人文學科在大學教育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在台灣，任何一個大學校長都會說人文學科很重要，應該重視。但若進一步追問人文學科為何重要？只會得到諸如「人文素養的養成」、「視野的開闊」等空泛的理由；但既然人文教育是如此值得重視的問題，為什麼其重要性需要一再被提起，卻依舊沒有成效呢？這必須從臺灣的中等教育體系日漸狹隘開始談起。
    原本高中教育應是全面的學術訓練和教養學習。不幸地，在考試制度下，要選讀大學理工、醫農跟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在高中二年級時就分組了。高二分科以後，學自然科學的，就不太學人文；學人文的，也很少去瞭解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過早分流、分科，本就不利於大學教育，而當學生進入大學之後，這種分科意識更為強化。大學所有系所的主管，都認為本科最重要，為了增強學科競爭力，便不斷加強專業學科所占的學分比例，除了128個畢業學分之外，有些院系更要求他們的學生多修學分，或加重本科專業必修學分數，其結果便造成了學生專業性很強，視野卻相對窄化了。其實，大學應該是養成學生寬廣的學術基礎，才會對其未來發展有所助益，若自始就訓練學生在狹窄的領域中鑽研，便只能成為單一學科的專家而已。
    臺灣各大學為彌補此缺陷，積極推動所謂的「通識教育」，也就是大陸的「素質教育」。然而，臺灣通識教育的發展和歐美不同：歐美的通識教育著重核心能力的訓練，旨在培養大學生寬廣的視野，目標明確；但是臺灣的通識教育，則是從早期的「共同必修科」發展而來的，具有思想教育性質。所謂「共同必修科」，就是大學生必修的「國父思想」、「中國現代史」、「中國通史」、「國文」、「英文」等課程。在特殊時代裡，由政治力所主導的課程，除了知識外，更強調思想教育。好比，「中國現代史」就是講國民革命史，偏偏這方面的史料未開放，政治忌諱多，研究成果不足，學術性很弱。
    共同必修科老師的專業背景不一，學術素養不齊，有時更不乏黨工人員濫竽充數。當時，就歷史學而言，學問好的老師留在本系、研究所教授，指導博士班的更是一流的老師，到外系教「中國通史」、「中國現代史」的，往往是資歷較淺或研究素質較低的老師，學術水準有限。這些科目中，部分教材全校一致，甚至全部大學通用統一的課本，課程內容枯燥乏味、流於八股、毫無生氣。對只重視專業性的各學科教師與學生而言，這些課程索然無趣，卻又無法逃避。強迫學習的結果，反而讓學生越來越抗拒這些課程；但若因為這種無聊的科目而使學生掛科，又將影響學生前途，引發很多連帶問題，因此，老師不得不降低學科的要求，讓學生及格。這種情況師生間心知肚明，共同必修科便慢慢被視為營養學分。其中，人文學科在這些課程中所占比例很高，但課程設計和內容普遍缺乏學術深度，大部分的老師又不認真教學，久而久之，學生就看不起這些人文學科的課程，連帶也越來越輕視人文。由此可知，在大學教育中，人文通識課程雖然重要，但是在臺灣實際施行的過程中，却反而對人文學科造成很大的傷害，後遺症存留至今。
    人文學科在台灣高等教育中的困境，和整個社會與教育體系的價值認知有密切關係。在一般人的認知中，人文學科只是討論、觀察與人有關的事物，是無形的，也沒有具體可見的改變或發明、專利等成果。此外，部份人文學者缺乏課程的設計、規劃，講課內容過於空泛，也有部份雖然認真教書，但講課內容卻過於艱深或零碎。這些上課方式，往往讓講究效率與成效的其他學科師生輕視人文。加上近年來提倡國際化、數位化，人文學科找不到立足點，便使人文的弱勢現象更為明顯。近十年，這種弱勢的情況更急遽惡化。
    人文學科的弱勢，特別表現在下列幾方面：首先，人文學科教師授課的時間，較其他領域教師多。目前，大陸教授還可以享有上課時間不多，自己研究的時間較多的待遇。然而，臺灣各大學教授每週授課時數在八個小時以上，副教授九個小時，助教授更高達十個小時。如果時數不滿，就會被轉為兼任，因此，形成最低授課時數要求（目前若干研究型大學已有調整）。在通識教育的三十二個學分中，多數是人文學科，由中文、歷史等人文系所教師負擔，如果再加上夜間部（現改名為推廣進修班）或研究所的在職進修班等的學分需求，每一個教授的負擔量都很重。有些情況嚴重的學校，人文學科教師每週上課時數，平均比自然科學教師多六個小時，尤其是中南部的大學，教授的授課時數甚至跟高中老師差不多，這樣的情況必然影響該校人文系所的研究成效與品質。
    其次，理工科系是以實驗室為據點，由大教授帶小教授、博士後、博士生、碩士生所組成的研究團隊，這個團隊所發表的文章，凡參與者都可署名，教授當然也可以掛名，一路掛下來，有時一篇國際合作的文章，掛一百多個作者的情況都所在多有。在理工科，主持實驗室的教授扮演提出問題、組織定期討論、爭取資源等角色，一年下來，研究成果、數量非常多。反觀人文學者，多是單打獨鬥，每個人都要花費相當多時間去收集資料，整理文獻，建立架構，乃至撰寫內容。即使教師花了很多時間指導學生的論文，學生的研究仍不能算是教師的成果，因此，在業績量的檢討時，人文學者的付出雖多，成果卻比理工科少得多。
    再者，就是學術評鑑標準，這點人文學科跟自然學科有極大不同，我參與訪視獲得五年五百億計畫支持的學校時，感受最為明顯。自然學科各期刊的學術地位較為精確、明顯，排名很清楚。學校據以制訂經費獎勵機制，學術表現到什麼程度，能獲得多少經費獎助，較少異議；但是人文領域沒有類似標準，就鮮能得到獎勵。當問到這些學校校長為什麼不支持、獎助人文學科？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人文學科客觀的標準在哪裡？我不知道哪一個好，該怎麼獎勵？如果能說出哪一個刊物是好的，發表在哪一個刊物的文章是有價值的話，我可以支持。」實際上，在臺灣的確沒有大家公認的標準，我相信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另一方面，人文學科解決的是殊異性的問題，自然學科解決的是共通性的問題，彼此的差異性很大。人文學強調專書寫作的重要，因為重視體系的建立，單篇論文的組織性和整體性是不夠的；自然科學則每分鐘都在比賽成果，發表以論文為主，幾乎完全不看重專書。同時，人文學到目前為止，仍重視個人聰明才智和研究能力；理工科，除了數學和某些領域外，基本上都是團隊研究，這些團隊越滾越大，發表的論文越多，在這個領域所佔的地位就越重。從這個角度來看，兩者差異性很大，但這種差異的表現却不受重視，這是一個基本問題。
同時，理工科系設有許多獎項、榮譽，人文則很少，但論文、獎章卻是評比成績的重要基礎。尤其自然科學以在各領域國際學術期刊所發表的論文為評比基礎，標準較為明確，而人文學者的討論往往具本土或區域性，不易用外文表述，也較難有客觀的評量標準，加上人文學科文章的好壞，不易判斷，也不能在短時間之內看到文章的影響力。因此，在爭取各類獎項和經費時，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的差異就很大。
    教育部和國科會平均一年投入新台幣三百億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經費中，人文社會學科所占的經費比例，由原來的不到18%，降到現在的13%，但人文學科跟自然學科的教師總數卻差不多，都在兩萬多人左右，學生總數亦然。自然科學的學生從1995年的十六萬三千人，增加到2005年的五十多萬人，人文學科的學生從1995年的十七萬四千人，增加到2005年的五十七萬五千人，二者比例相去不遠，但是人文學科的經費卻不到自然學科的五分之一，落差相當明顯。
    臺灣學界有幾個比較重要的獎項，如教育部的學術著作獎，從1997年到2005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只有十三個人得到，占總數的18.3%，自然科學有五十八個人得到，占81.7%；國家獎座，從1997年到2005年，人文只有二十一個人得到，占24.7%，自然科學有六十四人，占75.3%；大致上，自然學科都占四分之三以上。近十年來，臺灣的國科會為了增強研究的實力，推動了二個卓越計畫，希望把一些研究主題推向國際一流的水準。在卓越計畫中，理工總共有二十八個計畫，拿到六十五億台幣的經費；人文的只有五個計畫，得到七億五千萬經費，所占比例只有理工的11.6%而已。後卓越計畫，理工一共有二十九個計畫，得到三十億，人文有六個計畫，得到三億，只占9.8%。最近公佈的傑出研究獎，在三十五位得獎人中，人文學科大概只有七、八位。此外，還有國家型計畫，是由國科會所規劃，希望不受既定經費比例限制，以推動與國家發展相結合的重要學術工程，目前共有八個計畫，只有半個算是人文學科，就是結合人文跟資訊的「數位典藏計畫」。從以上這些數字，可以看到臺灣政府在高等教育與研究投注上，無論經費或獎項，人文學科所占比例都是偏低的。
    在學生培育上，人文學科也居於劣勢。政府為鼓勵資優大學生出國，提供優厚的獎學金，有菁英、千里馬、學海飛揚、學海惜珠計畫等等，人文領域所占的比例也一樣低。我在顧問室為人文學科所做的，就是要求各項出國獎學金計畫中，人文學科的比例應該提昇到30%。如此一來，人文學科的名額增加了不少。但說來慚愧，人文學科的學生卻沒有積極爭取這些機會。為什麼呢？因為出國要托福考試、日文檢定考試，不管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人文學科的學生很少具備足以通過外文資格考試的能力，最基本的一關過不了，自然無法申請。碰到這種情形，難免會有很深的感慨。當我們盡力去爭取這些名額和經費時，却沒人報名，十分難堪。所以，我要提醒人文學科的學生，你自己沒有準備是不行的。

四、人文學科弱勢的內在原因
    回過頭看，人文學本身也有問題。我們不能老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面對人家的質疑，自己卻提不出解答，怎麼能得到人家的支持，爭取公平的資源？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有許多人文學者還停留在把自己當作文人，希望以自己的風範來影響下一代的想法，不講求方法，或以有效率的訓練引領學生進入專業領域。我以前碰到一些老師，上課講的都是一些隨感式的話題，沒有具體的方法、訓練或要求，私下向老師請益、討論反而受用。這在菁英教育的時代，有其意義，但現在大學已相當普及，不講究訓練是不行的。
    其次，人文學科從本科生到碩士生、博士生都欠缺具層次性的培訓計畫。一個老師在碩士班的講課內容，常和他在本科的內容相去無幾。本科班的要求是什麼？碩士、博士的要求又是什麼？並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人文學科的學生所受到的訓練便顯得不足。
    從這個角度來看，便不難瞭解為什麼在臺灣很多家長和人文學者，要鼓勵他的子弟、學生出國，或者為什麼對年輕人來說出國留學是重要的。除了部分崇洋心理之外，在國外從本科到碩士、博士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學術要求，目標明確。我常對學生說，只要在學習的某個階段中，當過一次我的學生就夠了。如果一直在我的模子裏面，以後的視野就會很狹隘。學生應該從不同的老師身上，接受不同的觀點和訓練。
    再者，對很多人文學科的教授來講，有授課時數的壓力，有時一周要上十幾個小時，授課負擔繁重，常成為沒有好的研究成果的托辭。但實際上，研究是需要動力的，動力強、能力好的人所做的研究，跟完全沒有動力的人相比，差別是很大的。以我在日本所見，有很多研究中國史的博士，沒有找到專任工作之前，需要到很多學校輪流兼課，卻並未因此打消從事研究的興趣，每年仍舊發表一定數量的文章，甚至自費參加各式各樣的討論會。日本學術界表現整齊，主要正是整體研究動力旺盛所致，而非一、兩個人特別突出而已，足見研究動力是影響學術表現相當重要的因素。
    又以我自己的觀察，人文學者尚未打破學術的狹隘性，就像我自己只能做南宋的部分，不易跨出其他朝代，這正是背景訓練不足所致。我自認對於資料解讀、材料收集能力較強，至於其他的能力就顯然不足，因此很難向外延伸。可是，這幾年來，跨學科整合越來越明顯，學術界也越來越重視寬廣的視野和能力，缺乏整合的學科，就很容易淪為弱勢。比如當前的生命科學，從基因研究發展以來，動物學、植物學等學科，如果沒有跟生命科學結合，其實就是另外一種形態的人文學科而已。生命科學、基因學都不是單一學科，而是眾學科結合的跨領域發展。我曾參與的數位典藏計畫，也是一例。人文學沒有能力處理資訊問題，資訊科學對人文學也不瞭解，如果各自去做，許多難題便無法解決。透過這個計畫，互相學習，彼此調適，最終就能跨出各自的藩籬，得到好的發展。
    雖然，目前人文學科的學術訓練仍過於重視專業，缺乏較廣視野，要跨入其他領域並不容易，但還是要面對現實，努力尋求解決之道。
    另外，人文學科的研究，單打獨鬥的情況很明顯，不容易建立團隊。理工科透過實驗室形成團隊，主持人組織人力，爭取經費，讓優秀學者加入，形成整體力量，主持人在該專業領域具權威性。目前，這在人文學科仍很難做到，然而面對新情勢的發展，我覺得未來人文學者也應在尊重獨立、個體研究之餘，開展團隊性研究計畫，以建立研究優勢。各學校系所或研究機構，不可能在所有領域都占有優勢，但只要有幾個領域具備優勢，在國際間，一談到這個領域，就想到你的團隊，這就夠了。

五、破繭而出──突破台灣人文學困境之道
    既然已經看到臺灣人文學科的問題，我們所能做的改變又是什麼？其實，能做的還是很外部，比如增加經費、增加資源，增加推動的力量而已。
    目前在臺灣，我們所做最重要的，是基礎建設，如購買圖書資料，增加人力等。自然科學研究要靠儀器設備，有些設備非常貴，而且升級、淘汰速度較快。人文學科除了腦筋以外，就是要資料，但圖書文獻即使過了三、五十年，只要能被利用，就能持續發揮效益。比方說，建一個同步輻射加速器，需要一百多億，用的只有幾十個人，雖然可能發表出幾篇有價值的論文，但畢竟用的人不多。若要建新一代的同步輻射加速器，還需要更多的經費，但相信能用上的人也不是那麼多。如果這些經費能購買人文學科的圖書資料，說不定可以為人文學創造更多的可能！國際上重要、有分量的大學，圖書資料勢必相當豐富，美國國會圖書館有一千五百萬冊，哈佛大學圖書館大概有一千三百萬冊，但臺灣各校圖書最多的臺灣大學，卻只有三百五十萬冊。一個藏書僅三百五十萬冊的大學想要進入世界一流，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必須要大量增加圖書的資源和涵蓋的範圍。
    台灣目前計畫從以下幾個方面充實人文圖書資源：第一，大量購買資料庫。國科會最近買了五種歐美文史的資料庫，讓臺灣的每一個大學都可以使用。集體購買有議價空間，相較於個別學校單獨購買，可以省新臺幣十億以上的經費，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圖書館很快就可以增加了三十八萬冊的西文圖書。這麼一來，在臺灣做西洋史的學者就有更便利的研究條件，不必一定要到國外去看圖書與文獻資料。況且，即使到了國外，短時間內能看的資料也很有限，有了資料庫，現在學者在自己的研究室裏，就能做研究。
    其次，是購買專題圖書，又可分成兩部分。從去年開始，國科會人文處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規劃了購買主題圖書的計畫，由人文處組成團隊，規劃如域外漢學、古代文明等三十幾個主題，由大學相關系所結合圖書館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購買這些資料。各主題投入新臺幣九百萬左右，把涉及該主題最重要的資料，分二至三年買齊；如果能購足該主題所涉的主要資料，就能把研究做得更好。第一年，政府投了一億多經費，大概有三十五個主題。九十六年度，預計規劃另一個四年計畫，投下更多經費。其次，教育部最近成立了五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也用以購買圖書，以支援臺灣北、中、南、東地區的各大學教學研究之用。在臺灣北部，特別是臺北市，得天獨厚，擁有豐富的研究資源，其他地區則相對弱勢，因此這個計畫打算以四年的時間，加強這些地區的圖書資源。有了足夠的圖書文獻，才能夠要求學生寫好報告，要求教授寫好論著、做好研究。這是目前所做的初步工作。
    充實圖書資源之外，是培育高中優秀人文學生。前面提到，臺灣人文學科學生從高中以來就處於弱勢，台灣很多家長和老師，都期待他們的子弟未來向理工科發展，很多高中都有數理資優班，我想大陸的情況或許也一樣，但人文學科卻完全沒有類似的培育計畫。五年前，國科會規劃成立高中人文資優營，邀請知名學者在寒暑假，為高中生教授重要的人文課程，成效良好。兩年前，顧問室在三個最重要的高中：北一女中、建國中學、中山女中試辦人文菁英班，由一所知名的大學負責指導，效果比想像中更好。在推動的過程中，讓這些學校人文學科（歷史、地理）的老師，突然覺得受重視，鼓舞他們培養下一代的企圖心。由於效果很好，受到各界的重視，今年我們計畫增加台南一中、台中一中和宜蘭中學三個學校，以後再逐年增加，希望透過有效的訓練，提升學生在課本以外的人文能力，包括做田野調查報告、訓練寫作、增強英文能力等。
    目前，這個工作最難的部份是說服家長。家長都很擔心孩子讀了人文以後，就業困難、沒前途。實際上，人文不見得沒有發展，重點在是否能給學生有效訓練，打開他的眼界。學歷史的人，除了研究和教學外，也可以有其就業途徑，只要有能力，走其他領域都沒有問題，關鍵是能力和視野的培養。作為人文學科的老師，就是要重視能力、方法、視野和胸懷的培養，而不是狹隘的傳授專業知識而已。有些學生的興趣在人文方面，但家長擔心他們的前途，硬是讓他學自然科學，對子女的成長是不好的。我女兒讀的是自然科學資優班，他有許多同學的父母親一定要讓她們讀醫科，有不少讀了醫科以後，痛苦得不得了。他們志不在此，但為了勉強實現父母親的心願，辛苦準備，反而把自己推入進退維谷的深淵。由於臺灣的父母親太在乎子女未來的就業與前途，所以用心說服家長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另外，臺灣博士班的學生獎學金不多，而博士生多半年近三十歲，也不能再事事仰賴父母，因此有不少人花很多時間打工，因而影響到他的研究。為了改善這個現象，需要推動青年學者培育計畫，如歷史博士班的學生，可以申請到中央研究院寫博士論文。此外，各相關機構也都有支持人文學科的計畫：國科會提供一百個名額給博士生，每月提供新台幣三萬五千的經費，讓學生能專心完成博士論文。未來，則規劃設置部份人文學科的博士生獎學金，讓他們在3年內有足夠的時間修完課程、寫好論文。博士班畢業後，可以到中央研究院或其他學校進行博士後研究。同時，也期待各學校減輕年輕教師的教學與行政負擔。目前，臺灣有不少大學實施這樣的機制：一個拿到博士學位的助理教授，如果六年或八年內沒有升等，就不再續聘。但是，如果一個年輕的老師有這麼多的授課時數壓力，又怎麼會有時間寫論文、實現升等呢？倘若沒有配套措施，這機制到最後就毫無意義，因此，現在有些學校採取新進教師可有半年暫不授課，或者減輕授課時間的做法。
    教育部也有幾項積極的措施，如要求五年五百億的研究型大學，增加人文社會科學的經費比重，以及推動自今年起實施的四個新中綱計畫。其一，是跨領域、新興議題的計畫，包括新移民的問題、醫療專業與法學專業教育、科學與社會學的問題(STS)，強調人文與自然科學對話；其二，是通識計畫，透過通識課程，加強人文精神在大學的貫徹。其三，是人文革新的計畫，規劃跨學科的學程及增強數位資訊在人文領域的發展。在臺灣，數位發展很快，但數位內容獨缺。已經進行了5年的數位典藏計畫，有幾百萬筆的數位化資料，卻未能充分利用。在數位時代裡，創意其實還是來自人文，但由於缺乏人文學者的參與，典藏數位化的內容尚未有效利用，使得網路世界欠缺富文化性的內容。有了人文學者參與，勢必能激發更多創意，反過頭還能帶動資訊發展。因此，教育部特別推出這個計畫，透過課程、學程的安排，以提升人文師生掌握數位資訊的能力，讓下一代不論研究或就業，都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最後，就是支持臺灣人文藝術的計畫。這十年來，不管是國民黨執政還是民進黨上臺，都非常強調臺灣研究的重要，但多是虛晃一招。政府增設不少臺灣文史系所，卻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源支援，大學當局也不是心甘情願地支持。表面上看起來，臺灣研究很蓬勃，實際上仍處於政策推動層次，學術水平有待提昇。確實，臺灣經驗非常重要，但臺灣研究不能停留在口號式、政策式，或感性式的層次，而要落實到學術層面上，才有發展空間。因此，教育部設計了許多提昇教學與研究的辦法，來推動此一計畫，希望有助於提升台灣研究的環境。
    為了有效提昇人文社會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品質，教育部現正著手規劃一項高層次的五年人文社會學科發展計畫，希望在未來五年內，大力支持人文社會學科的成長，包括增聘老師、減少授課時數，培育人文菁英，充實研究能量，提昇教學品質，及建立有效的研究團隊等，都在研究規劃當中。其中，最需要強調的，是對冷門學科的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涵蓋面其實非常廣，新聞學、傳播學、商業、企管、管理學、法學等等，都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範疇，但是發展計畫需要著重的是政府長期關注與保護的冷門人文學科。基礎學科，強調的是最原始的學術原理原則的訓練，是各領域學術永續發展的基礎，在競爭激烈的現代，如果只注重熱門學科，忽略冷門的基礎學科，許多學術的發展失去了根，學術傳承就會受到影響，從而限制了未來的學術發展，因此必須加倍投入關注。教育部也希望能夠對人文社會科學建立較客觀的評比機制，這個工作須要溝通不同領域，不能急於求成。同時，除了要在臺灣內部建立共識之外，更要與華文世界或者國際漢學界共同建立一致的評量準則。
    此外，很重要的一項，是要加強推動通識課程中培養核心教育的能力。臺灣通識教育有幾個階段：最開始是前面談到的共同必修科，到後來就轉變為以全人教育、生活教育為主的通識教育。為了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甚至連「寶石鑑定」也變成一個科目，但這些課程缺乏學術內涵，反而讓學問庸俗化了。又如邀請知名人物如李遠哲主講通識講座，然而，這類課程都是大班上課，必須有完整的課程設計、引導學生學習與評定學習成效等配套機制才會有效，否則不如讓學生確確實實選修歷史系所開設的課程，讓學生瞭解歷史究竟是怎麼回事，而不是空泛的知識，這樣才能對人文歷史有較完整的認識。同時，人文學科的老師上通識課，內容和方法也不能像在本科教學那麼專深，要有靈活變化。總而言之，通識課程的改進，仍是當前臺灣大學院校教育中，亟需增強的一項工作。

六、結語：反省與期許
    面對人文學所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還是人文學者自己要有檢討改進的動力。即使爭取到經費，若是人文學科的教授卻對困境沒有領悟，而把經費當作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不知有效規劃運用、毫無節制，五年下來，人文學的處境可能更糟。在當前的學術環境中，經費增加，固然有利於人文學科的開展，但更需要人文學界從教師到學生有改變的動力，才能扭轉劣勢。二十世紀初，中國在各方面都處於艱苦的環境，但正由於第一代人文學者無限的希望和動力，引導了社會、政治走向，開展了各領域的學術方向，也贏得社會的尊敬。為什麼現在的狀況不一樣呢？難道，經費的多寡就決定了人文學科的前途嗎？人文學者應該作出自己的檢討。我想這不只是臺灣人文學界的問題，也應該是中國大陸人文學界同樣面臨的問題。
    臺灣獲得五年五百億計畫支持的學校，全校或校內某些領域為了邁進世界一流，被要求著手建立明確的獎勵和淘汰機制：如果教師表現不好，該淘汰的就要淘汰；不淘汰的話，就刪減該校下年度經費。這種機制，將對人文學者產生影響。不過，目前看到能產生淘汰效果的系所，學科研究能力都很強，比如台大醫學院，學術表現整齊，論文好壞也都很清楚，表現不佳的教授較易被趕走。反而是最弱的人文學科，由於缺乏客觀的評量標準，一時很難建立起淘汰機制，成為被批評的重點。
    同時，有了經費，如果不能妥善運用，也無法增強研究能量。目前得到五年五百億計畫支持的大學，校長多是自然學科出身，不瞭解人文社會科學。所謂支持人文學科的作法，通常只是把經費交給文學院，讓院長去處理，院長多按人頭分給各系所，不願得罪人的系所主管也按人頭或依需要分配經費。由於缺乏有效機制，最後分下去的經費根本就產生不了作用。好比有個學校，校長很願意在經費上支持人文學科，給文學院十個博士後的名額，立意很好，但文學院長未善加規劃，只是就教師需要分配名額，當然看不到成效。所以如此，是由於人文學科長期以來習於單打獨鬥，沒有建立、規劃研究團隊的經驗，以致不知如何合理有效地運用經費，也就很難產生具體的成果。因此，人文學科也應該嘗試建立如自然學科一樣的研究團隊，從小團隊開始做起，同時藉此走出各領域的專業，進而邁向跨學科整合。現在是地球村的時代，人文領域更要走向國際化，互相交流，讓其他國家的研究者也知道你的研究情況與進度，進而彼此支援，互相合作，才能展現出人文學的研究成果，而不再屈居弱勢族群。總之，人文學者需要好好反省，重新思考如何再出發。

附記：
    這篇文字，是我於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為紀念鄧廣銘教授百歲冥誕所做的報告，是我近年來參與推動臺灣高等教育中人文社會改進計畫的觀察和想法。這一年來，有些構想落實執行，有些則尚待規劃與推動，而我則已離開所參與的工作，轉換跑道。如今，特別將這份口頭報告，整理成文字，就教於學界同道，更作為紀念鄧先生之用。

黃寬重敬識

二○○八、一、卅